在历朝历代实施‘花钱买和平’的策略中，虽然许多人认为辽和本朝的澶渊之盟大约算是一个正面典型，通过固定的岁币，双方在订约后的一百多年基本相安无事，且这点钱儿在宋的收入中占比很低，比之战争获得和平所耗成本而言是极为合算的买卖。

    但这种相安无事很大程度是因为本朝被迫忍气吞声，被迫放弃了燕云十六州。而辽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分，在与西夏爆发战争时，辽就趁火打劫、在边境挑事，最终逼迫本朝增加了岁币数量。

    至于宋朝南渡后对金的岁币，更多是战场失利下的无奈之举。自最初的“天眷和议”，金以归还河南、陕西等诸多占领区换取宋朝称臣纳贡，对宋朝来说其实不算亏。但是不久金人毁约，经过绍兴十年和十一年战事，尤其是淮西之战后重订的绍兴和议中，本朝是土地没得到、岁币还照交，吃了大亏。

    到了后来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宋廷都以失败告终，钱自然得继续交，称得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由此可见军事上的软弱，岁币的效果越来越低了，花钱买和平虽然比战争成本低，效果却取决于对方意图。

    从宏大的战略叙事角度看，这是一种很憋屈的方案。但从财政上看，如果不能完全消灭对方，那么这种方案毫无疑问是成本较低的。当然，花钱能不能买来和平，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赵昺以为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此策是不可取的。

    不过当前的形势是己方占据上风，要求和花钱的是蒙古人，但是赵昺觉得并不妥当。因为在成吉思汗真正意义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草原世界的许多行事逻辑并不能用中原大一统王朝的思路来推断。

    在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相继统治蒙古高原的时代，草原世界遍布着各种部落。这些游牧国家内部，存在着王族旁支和诸多臣属部落，虽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通常听命于单于或可汗，但在内部问题上更多是一种协商为主的联盟性质，而统治草原世界的那个民族更多只是一个盟主。

    对这些盟主来说，他们的权力合法性一方面来源于祖先战胜了草原世界的其他竞争者，有权在草原部落之间担任军事领袖和内部仲裁者；另一方面也作为谈判者和战争首领，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这种国家结构与其说是自身进化的结果，不如说是草原世界为了解决其自身组织问题、有效团结起来同中原打交道而逐渐形成的。

    正因为如此，能否有效和中原王朝打交道，也决定了当时草原世界统治者对其他部落统治的稳固程度。毕竟，垄断了和中原王朝的贸易权，就意味着财政上对各部落的绝对优势，也意味着他们对其他部落统治权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了。

    蒙元不同，其不仅在形式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形成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国家制度，对辖境实施有效的管理。按理说已经可以与国家名义与大宋谈判，但是赵昺不愿意，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国家，比之松散的部落联盟更具威胁性，同样需要花费大量军费保持强大的武力予以压制，以其这样不若将其灭国，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证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和平……

    “陛下，历朝史家皆已大汉武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自豪，即便草民今日说起亦是不免心中激荡，欲提刀上马酣畅淋漓以犁庭扫穴之威封狼居胥。想陛下同样有将蒙古人逐出中原，牧马塞外之志，而今陛下收复中原在望，自不会与敌媾和！”刘因看南朝皇帝若有所思，也大概明白了其的心思，又言道，“但是此策亦有隐患，不惜代价的进攻，实际上对国家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皆会造成极大的负担。”

    刘因边说边看着南朝皇帝的脸色，并非出于胆怯和奉承，而是清楚自己的身份，说好听点儿勉强算是谋士。而他行事有些迂腐，性格倔强，可读了那么多书，也明白君王的谋士尽管能量巨大，甚至可以影响到其的决策。但事实上，谋士的主要责任还是出谋划策，那个拍板的人不是他。

    且刘因清楚谋士的定位与求胜之道。相比于武将，做谋士是风险低收益大的差事，可作为一国之君可揽天下英才，正是所谓的谋士如云，若想在其中脱颖而出，让君主见到自身的才华，往往会多给君主出几个主意，才能出将入相，封妻荫子。

    换言之，谋士也是在为君主、帝王打工，所以在考虑问题之时，谋士时常会以自身为出发点。因而也可以说谋士执着的并非江山社稷，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出于保护自己，在君王问策之时，往往会提出上中下三策。

    既然有三个选项，那么君主就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君主选择了一个，而恰好印证了印证的结果，那么谋士也可以自圆其说，如此一来，就比只出一个主意的风险低了不少。然而，事实上，作为君主并不在乎所谓的上中下所代表的意义，在一位明智的君主看来，一个主意也好、三个对策也罢，只要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对自身有利，就可以采纳。

    某种意义上说，决策的成败，一方面在于谋士的才能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则在于君主的谋略和判断力。但刘因清楚自己的身份尴尬，他虽入宋营，但他的身份仍然是元人，且是戴罪之身。南朝皇帝向自己问策，可能是一时兴起，也可能是对自己的考察，对答不当就有性命之忧。

    而他在行营中待了这么长时间，从周边人的口中对南朝皇帝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想其年仅六岁就开府建衙，虽有僚臣在旁辅佐，可却能将他们笼络在自己周围，并亲临战阵，屡败蒙元追兵，在琼州站稳了脚跟。

    随后仅一年，南朝皇帝又在国势几无逆转的余地下继承皇位，却能凭着自己的能力收复行朝众臣和诸军，击杀强敌张弘范回到琼州。想其在年少时就颇有勇略，又有超出常人的聪慧，否则早被权臣们架空，成为一具任人摆弄的傀儡。

    刘因也曾听南朝皇帝身旁近臣口中听闻，当初虽说是太后监国，其实其已经掌控了朝局，一切事务皆决于其手。以后的事情自不必多言，其整军备武，韬光养晦力量，一举收复江南，力排众议两次北伐打到了大都城下。

    如此可见南朝皇帝对权力的掌控和国家的控制力及对形势的把握之强，想要让如此一个人能够正视自己，采纳建议，刘因怎敢轻视，再说他虽抱着必死的决心进宋营，却也不想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去死，还想要为天下百姓争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和平世界。

    “除恶务尽，北地游牧民族乃是历朝历代之大患，我朝便深受其害，只有将他们尽数除去，才能免除边患，永保太平世界！”赵昺当然知道远征草原的代价，那不仅仅是付出倾国之力后，就能够做到的，但他也想看看刘因的看法，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声名，不惜劝君王采用不计后果的策略。

    “陛下，大汉遣兵数次深入漠北，在卫青及霍去病等名将的统帅下发动了一系列战役，虽然大捷，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十多万匹优良战马的损失，使得国力耗尽，百姓贫苦。可即便将匈奴远逐，依然有其他蛮族不断崛起，扣关犯境，劫掠边城，终汉不能禁止！果不出所料，刘因还是坚持将后果说明道。

    “入唐初期，国势强盛，诸族臣服。但武后乱政，吐蕃不断袭边，玄宗继位后一改武周以来对吐蕃缩短战线、采取守势的策略，把吐蕃作为头号对手，不计代价的进兵，也就是杜甫所言的“武皇开边意未已”，最终在青海湖流域和西域都压制住了强敌。”

    “但为了应对无限增长的边事开支，唐玄宗不得不任命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大规模清理隐户，同豪强士族争夺人口，把官方掌握纳税户口从他继位初期的三百多万户增加到天宝末年的八百余万户，但也因此导致朝堂内争不断！”

    “嗯，从结果来看，玄宗征伐吐蕃在战略上确有失误！”赵昺点点头道。

    他清楚这段历史，说白了还是钱闹的。如何应对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成为人事变化和政治斗争的主线，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受到重用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能满足唐玄宗对吐蕃战争中不断扩充的财政需求。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干预玄宗皇帝的扩张政策，在战略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只能跟在疯狂膨胀的支出后面修修补补。只要皇帝的扩张政策不变，即使没有安禄山的叛乱，他们也迟早会有修补不下去的那一天。而吐蕃虽然被压制，也没有真正被削弱，反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加快了扩张的速度……